4月30日下午,第四季“三联·新知大会”第二场论坛“农为邦本:中国农业一万年”在线上举办。

论坛由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飞舟主持,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、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韩茂莉,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唐晓峰,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陈胜前,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博士生导师曾雄生,五位学者一道共话“农为邦本”。

人类进化史上有很多重要节点,农业的发明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。人类社会和地球环境之所以有今天的面貌,与农业的发明息息相关。我们的祖先当初为何放弃狩猎采集,选择以务农为生?

农业是中国送给世界最大的礼物。自新石器时代以来,农业成为中华文化得以持续发展的根基,也是中华文明长明不灭的主要奥秘之一。天然的地理条件差异并未将各区域隔绝为孤立的个体,而是在农业开发过程中,逐渐走出岛状农耕区阶段,拓展到黄河中下游地区、长江流域以外的山地、丘陵、森林、荒漠,使大江南北连成一片。同时,一条年降雨量400毫米等值线,使中国东西部呈现出农耕与游牧长期并存的特点。

随着农业技术水平的提升和国际粮食贸易的发展,越来越多的人不再直接和大自然打交道,但粮食问题仍然是国家的命脉根基,传统的耕作方式不仅支撑着传统的农业文明,也对现代技术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带来反思。越来越多的社会学者积极参与到农业转型议题的研究和讨论,将农业研究推进到具有丰富内涵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伦理领域。

与会学者

农业向何处去?关系着未来每个人的命运。韩茂莉、唐晓峰、陈胜前、周飞舟、曾雄生五位来自历史、考古、社会学等不同领域的学者,带着各自的长期思考和实践,共同探讨中国农业的过去、现在和未来。

“种子埋进土里,为了下一代的果实”

周飞舟在开场白中介绍说,如果把人类的文明和人类社会看成一个大的有机体,农业掌管着身体健康,所以它是本。中国人的古话叫“民为邦本”,之所以叫“农为邦本”,是因为民以食为天,所以“农为邦本”。而副标题之所以叫做“中国农业一万年”,“我们把眼光放长远一点,不要沉浸在短暂的情境中,工业社会二百多年,信息社会不到五十年,数字社会不到十年,但农业是一万年。”

“说到农业的意义,费孝通先生曾用进化论的词‘适者生存’(来描述),当时我们翻译成‘适应’。潘光旦先生在民国时专门写文章,说这个词译得不好,他一直想用中文语汇‘位育’来代替,也就是《中庸》里的‘天地位焉,万物育焉’。‘位育’和‘适应’有什么区别?前者强调背后的主体性,后者强调的更多是外部条件。其实‘位育’的意思是外部的条件完全为我所吸收,是我成长的条件,而不是我不断去适应社会,也不管自己变成了什么样子。潘先生的用词,反映出中国农业社会博厚悠久的文明特征。”

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,是大家都有的共识。农业起源非常早,农业也一直没有间断过,费孝通先生曾经提出一个观点,中华民族多元一体,中国文明一直延续,而且不断地融合周围的民族。“融合,特别重要的标志就集中在农业上,以至于农业成了中国人骨子里的基因,到哪儿都想种东西。中国人到了西伯利亚也要撒点种子下去,虽然天冷,也要看看到底能不能长出作物来。”

“中国的政治治理不崇尚严刑峻法,最崇尚的是教育,所以最早发明了完善的考试制度,在文明史上最早凭借考试来实现社会阶层的流动和上升,这其实也和农业有着特别大的关系。”周飞舟认为现而今一说到农业,好像就是落后的标志,“但我觉得,养育的文化,养育的精神是培养人性中的善的,是我们这个文明中特别重要的特征,而且这个文化赋予每一个中国人一种特别强的韧性。这也是农业文明的特点,这种韧性不仅仅是为了自己,而是为了下一代——把种子埋进土里,为了下一代的果实。”

“端起一碗米饭,最早的驯化地是在中国”

韩茂莉的发言题目正是“农为邦本:中国农业一万年”,她笑言今年以来,自己发现很多朋友的日常话语中,从原来的主题,比如楼盘、豪车、名包等,越来越多转向于粮食与蔬菜了,“很多人都说,我们终于意识到了,只要手中有粮食、有蔬菜,一家人在一起,就是最大的幸福。”

她介绍说在农业起源之前,人类已经在地球上立足了两百多万年了,“这期间人类完成了从猿到人的转化过程,但如何使自己不断地生存、繁衍下来?考古学界给出的答案是渔猎和采集。而这种方式和动物是相近的,于是学术界将这一获取食物的方式称之为‘利用型经济’。”

“但是这一万年来,不同了。考古学界将这一万年分为‘旧石器’和‘新石器’两个不同时代。学术界把农业这种生产方式又给了一个新的定义,叫做‘生产型经济’。考古学家维尔·戈登·柴尔德告诉我们,这个时代可以称之为‘新石器革命’,所谓的革命就是农业产生了。为什么会有这种转换,占主流的观点认为是‘人口压力’——人口数量不断增长,仅仅靠渔猎和采集获得的食材难以为生,无意之中,发现种子落地可以萌生,猎获的动物可以驯养。在这个基础上,生产型经济也即是农业,诞生了。” 韩茂莉说。

“我们在地图上看到,世界三大最早的农业起源地:第一处在西亚北非,大约在一万多年前,这里将野生小麦驯化为人工栽培小麦;第二处在中国,也大约在一万年前,中国北方的土地上将野生植物驯化为谷子、黍子,南方长江中下游地区,包括钱塘江流域,将野生水稻驯化为人工栽培水稻;除此之外,在美洲大地上,从北美洲的墨西哥一直向南延伸到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,大概在距今七千年以前,将野生植物驯化为玉米、甘薯、马铃薯等等。”

韩茂莉由此提问,为什么世界如此之大,早期农业驯化的地点出现在这样几块土地上?她提出的观点是:农业的起源并不在世界上自然资源相对丰沛的地区,而是在近似于恶劣的环境之下,“但是在小面积范围之内,有河流、有灌溉,能够发展农业。这就是在底格里斯河、幼发拉底河、尼罗河,包括中国黄河流域出现农业的原因。农业古国、文明古国就是寻着农业的驯化而后出现的……在‘四大发明’之前,中国人送给世界最大的礼物就是农业。我们古人老早就说过了,‘民以食为天’。”

“如今我们走到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,只要端起一碗米饭,最早的驯化地是在中国。当然,中国送给世界的,不仅仅有南方土地上驯化出来的水稻,还有北方的谷子和黍子呢,这是旱地农业。”韩茂莉接着说,在同一个土地之上,能够利用农作物的时间差,实现‘轮作复种’,“这几乎可以称为在农业社会阶段,中国人做出的另一个贡献。”

“正由于一年可以在一块土地上两熟,于是大家听说过一个史学命题,中国古代经济中心的南迁。南迁意味着什么?在江南的土地上,历史文献告诉我们,最早这里实行火耕水耨——一半土地在利用,一半土地长草,下一年长草的土地烧了之后有了肥力,另一半土地继续长草休耕,如此土地利用率达到了50%。而从唐代以来,移民增加,于是土地利用率变成了100%,人工施肥添加在土地之上。北宋时期中,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完全移到江南的土地上,那块土地的土地利用率是200%,也就是说一年两次收获。为什么南移到了江南?这个江南是指所有的大江以南吗?不是的,只有在太湖平原长三角这个地带,因为一年两熟需要大量的劳动力,晚稻需要肥沃的土地。于是太湖平原这块土地,这是古人理念当中经济最发达的地区,把它叫做经济重心,也可以理解为GDP最高的时代。”

在韩茂莉看来,中国人在农业这个问题上,或者说在世界处于农业社会发展阶段的时代,“几乎始终站在时代的金字塔尖上。”

“能力越强,责任越大”

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陈胜前教授在发言时,笑称自己要为论坛这道大餐提供一点调味品,“我就讲讲‘辣椒面’。贾雷德·戴蒙德(《枪炮、病菌与钢铁:人类社会的命运》的作者)有一个观点,农业可能是人类演化史上最大的失误。”

“从人与人的关系来看,农业带来了社会分化,带来一些人对另外一些人的剥削和控制。而由于从事农业生产,大量的森林被砍伐,沼泽被排干,大量土地都变成了农地,人类生态景观发生了巨大的改变。戴蒙德特别强调农业的负面影响还有两个方面:首先是资源的浪费——这要从两方面来讲,一方面农业需要大量的储备,而储备多少则很难把握;社会分化后,‘朱门酒肉臭,路有冻死骨’,有的人浪费得特别厉害,有的人却没有吃的;其次是农业的发展带来了战争,这主要跟国家的形成、跟等级分化相关。我们在历史上看到的大规模战争,几十万人规模的厮杀,这是农业时代才有的。狩猎采集时代的人口规模很小,不足以进行大规模战争。”

陈胜前

陈胜前主要从事旧石器时代考古。在他看来,狩猎采集时代持续了几百万年——今人现在很多生活习惯、饮食结构,包括亲属关系,都是在狩猎采集时代奠定的。“那时是原始共产主义,所有的食物都是分享的,没有等级,好像是特别美好的一个时代。但在生产上是被限制的,能支撑的人口必然有限。而农业能支持的人口密度是二三十倍于狩猎采集群体的,当人口密度达到一定程度,就要涉及到信息处理分层,开始出现符号。符号化与文字相关,就需要有社会分工,开始有一些专业做陶器的、做石器的,与之相应就是权力支配开始兴起。权力支配并不完全起源于农业社会,但农业社会把它制度化了,也把它暴力化了,这就是我们讲的文明起源问题。”

戴蒙德认为农业是人类演化最大的危机,陈胜前表示自己并不认可这句话。“因为农业给我们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发展,农业把人类的创造力释放了。实际上,人类每一次演化,能力都在放大。当我们有这么强的能力,尤其现在可以把人类自身毁灭上百次,可以轻易地把环境改变时,这时候我们应该做什么?所以我用了一个词叫如临深渊、如履薄冰。因为能力越强,责任越大。”

关注农业对中国文明的影响

唐晓峰在发言时回忆说,自己青少年时代有一个非常口号式的对农业的理解,“农民是基础”。“1950年代、1960年代农业是社会经济的基础,而且它其实有更大的历史基础,实际上是文明形态的基础。但我们一方面喊农业是基础,内心里又觉得农业很落后,农村生活非常艰苦,所以大家有一个概念,农业是非常艰苦的劳动行业,效率非常低,所以大量人口都压在农业生产上。一提到农村,好像就是‘苦’的象征。”

唐晓峰

在唐晓峰举例说,中国古代有很多和农业关的社会变革都是在解决大地主的问题,“大家回想一下我们塑造了多少地主坏人,周扒皮、黄世仁、南霸天、胡汉三,都是地主。文学家们是否塑造了一个城里坏蛋的样板?我想半天想出来一个西门庆,但他不是阶级类型,是个流氓类型。以阶级类型,社会问题的代表大都在农村。”他接着阐述大众脑海中的农村形象,“即使农村非常艰苦,但有一种高贵品质的代表——身体上是艰苦的,精神却是高尚的。我曾经就是这样一个受过再教育的,不但受过教育,我还加入过农民行列,做过生产队长。”

曾雄生在发言时介绍说,自己更多关注农业对中国文明的影响,“首先要引述《吕氏春秋》里一句话:‘夫稼,为之者人也,生之者地也,养之者天也。’我们完全可以按照古人对农业的定义,通过‘稼’,发现人与自然和天地之间的关系。日本人类学家有句话,‘主食作物的种类往往决定耕种这种作物的人的命运。’中国人讲话,叫做‘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’西方也有类似的话,‘We are what we eat.’意思也都差不多。”

曾雄生回忆说,1910年,长沙发生了抢米风潮。1911年,爆发了辛亥革命,推翻清朝。1917年,毛泽东在《湘江评论》里写道,“世界什么问题最大?吃饭问题最大”。

曾雄生认为,尽管中国农业很发达,有很了不起的成就,但我们今天依然没有完全解决吃饭问题。“此外,中国农业还面临需求变化的问题。经济发展解决了温饱问题,吃饱之后更多想要吃好,对品质的要求也在提高。我们在用现代科学技术武装农业的同时,还要开展‘白色革命’——中国传统农业是以种植业为主,未来还要有一定动物蛋白在里面,就是牛奶这样的,发展畜牧业,也是中国农业需要发展的方向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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